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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肯见周恩来最后一面?

2014年07月16日 『秘密档案』 ⁄ 共 961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晚期癌症的惨痛折磨中逝世。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感情自是相当深厚。而周恩来更是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殚精竭虑,鞠躬至死,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国家。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对历史的交待,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在追悼会前,毛泽东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而中央则是做了毛泽东参加的准备的。从沿途的警卫工作,到毛行车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无论是邓颖超,还是主持追悼会的邓小平,以至于广大老干部和群众代表,都在极切地盼望着毛泽东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然而,时间到了,毛泽东没来,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来。最后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去电话,答复说主席不来参加了,只是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一般的资料都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站不起身,说话含糊,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这总让人心中充满疑问。因为不久过后,毛泽东就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并谈了很长时间。毛既然能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他当年不是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了吗?再往前推,就算是不能公开参加周的追悼会,难道不能秘密地来和周作一最后的道别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同样,周恩来重病时住在305医院,与中南海毛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毛如果想去看周恩来,只要把人清场,暗中前往就可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件事情可以说让广大人民非常不理解,也暗中伏下了导火索。后来官方又限制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以及批判对文革乱局进行整顿,得人心的邓小平,终于激起民变,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因为资料缺乏,笔者在此无意探究毛泽东的心中之谜,只是根据手上现有的资料,对此事稍为梳理一下。

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最后几年里和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对分析事情是有帮助的。众所周知,在林彪逃亡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提出批“极左”,因而为毛泽东非常不满,不但遭到阻止,反而在政治上又掀起一场批“极右”的风暴。周晚年的一件大事是促成了中美接触及中国重返联合国,周的威望也空前大增。然而,周正是在做了这样两件大事后,却遭到了晚年最深重的磨难。1973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严厉批判,借口就是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几乎就是敌我矛盾了。而批判的起因一是外交部的一篇理论文章,二是周和基辛格的一次会谈被毛认为是向美国要保护伞。会上众人群起而攻之,不让周作辩解,当然周的风格也是不会作辩解的。最后周以老迈之躯被迫亲自写了检讨,而这时毛又出面批了江青几句,又把责任推给负责联络的唐闻生、王海容二人一些,算是让周恩来过了关。然而周恩来喘息未定,1974年初又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又是所谓的经验主义和投降主义,可说极为明显。周此时已重病在床,忍了又忍,在进手术室之前还是大声疾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在最后几年里连续遭到攻击和批判,而且还是在他个人威望最高之时,不能不让深思。可以明确的是,对周的批判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那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毛泽东一生极少参加党内同志的追悼会,唯一例外的两次一是罗荣桓的,二是陈毅的。罗荣桓不但是最早跟毛上井冈山的嫡系,大概也是军内最被毛泽东所信任的人,有着相当强烈的私人感情。而陈毅则和毛在历史上有一些过节,毛对他也有看法。我们可以注意到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突然前往的,而且在会上讲的一些话也耐人寻味。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林彪是要打倒我们这些人的”以及提出邓小平问题等。当时的形势背景正是林九一三后,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党内军内人心不稳之际。而陈的追悼会之后周恩来秉承毛的旨意迅速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毛也一生罕见地连续作了些自我批评,相当程度地缓解了老干部们的怨恨之情。那么,毛出席陈的追悼会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呢?

毛在得知周恩来逝世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根据张玉凤的回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看文件。张耀祠匆匆赶来,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总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那么毛是怎样决定不出席周的追悼会呢?同样根据张的回忆:我一直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前几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从这里,我们看不出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逝世的倾向性反应,而不出席追悼会也只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但是毛是个大政治家,他应该明白他出席与否周恩来的悼会实在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性意义。而当时的形势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毛正发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老干部为基础的整顿派再次遭到打击,江青张春桥等的文革派气焰正凶,一场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展开。

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不出席被认为是老干部们后台的周恩来的追悼会,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象征呢?

对于周恩来来说,他的一生可谓是求仁得仁,决无二愿的。尽管年晚年磨难重重,在政治上的忧虑与身体上的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周恩来仍然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在病床上,周恩来也一直佩戴着那枚毛泽东像章,枕头下则放着毛泽东诗词。即使从昏睡中醒来,周恩来也不忘了问一问毛泽东的病情。1976年元旦时,电台广播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所写的《念奴娇 鸟儿问答》一词。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当听到“不须放屁,度看天地翻覆”时,周露出了笑容,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着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着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着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着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着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责任编辑:郝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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